眼下，碳中和已火热出圈，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正徐徐展开。

2020年，中国向世界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从中央到省市，从政策措施到投资规划、大型企业布局，从环保行业、金融行业到科技行业、工业行业，在“双碳”目标下，改变正悄然发生。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十四五”规划也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列入其中。而作为全球主要排放国里首个设定碳中和限期的国家，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但无论如何，“双碳”目标下，那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脉动，已然激荡。

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六个字，从不是口号。

今年3月12日，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方微博消息，2020年，中国完成造林677万公顷、森林抚育837万公顷、种草改良草原283万公顷、防沙治沙209.6万公顷，全国湿地保护率达50%以上。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的城市达441个，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新增公路绿化里程18万公里，铁路绿化里程4933公里。截至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3.04%，森林面积2.2亿公顷。

而面向未来，“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将从目前的23.04%再提高超1个百分点，达到24.1%，湿地保护率提高到55%，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美国年排放为48亿吨，且美欧日碳排放都在下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碳减排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在2021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开幕式暨“碳中和”主题论坛上，原工信部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主旨演讲时指出，2019年中国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达到100亿吨，全球总量为331亿吨，中国比重达到30%，仍保持年约1.5%左的增幅。他认为，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少于发达国家的40-50年的周期，平台期和缓冲时间明显短，挑战和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我国的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呈现出“多煤少油缺气”的特征。减少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对整个产业结构布局、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开发利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挑战更大，但已成共识的是，这是中国主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和保障。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执政理念，标志着中国将告别依靠高环境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进而转变为依靠科技促进绿色发展，实现数字化赋能绿色发展。伴随着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的推进，通过数字化赋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实现降低能耗，加快重铸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的目标。

——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毫无疑问，“双碳”目标必是题中之意。

事实上，尝试早已开始。

“美国国际集团（AIG）投资新疆、四川两地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200万美元购买农民生产、生活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指标。这个项目为40万亩农田安装了滴灌等节水设施，改变了5万亩稻田的用水系统，固定了12万亩沙漠等，帮助减少了31万吨当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晓燕的记忆中，上述是有关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四川最早的市场化尝试，发生在2008年。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省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锦峰记得，四川农业参与碳汇交易还有这样一单：2010年上海世博会推出绿色出行低碳交通卡，每出售一张卡就将为世博会减少一吨碳排放。广元市与世博会签订了3.6万吨绿色出行低碳交通卡的订单，交通卡认购资金用于补贴广元农业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区的农户。

十余年前四川农业的 “卖碳记”，以试水之态，为外界打开了“低碳农业”的认知大门。但产业与“碳”的关系，还需要更透彻的解读。

对于世界而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通过购入原料、出口制成品，为全球消费者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实则是为全球消费者实现“碳中和”。同时，中国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长的产业链条、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碳中和”经验可以视为一个“全集”，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集”，可以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过程中，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要么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要么低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经验具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欧盟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高达60欧元/吨的碳价，非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实可行而非“理想”中的“零碳”方案。

“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40%到45%的目标。”9月7日，在成都举办的“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民表示，中国已基本扭转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

同样是在这场论坛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指出，要推动数字技术跨界应用，进一步加快对传统行业网络化、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将数字经济的减碳优势与绿色发展的广阔前景紧密结合。

2020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发布的最新《指数气候行动路线图》指出，数字技术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土地、建筑、服务、交通和交通管理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已经可以帮助全球减少15%的碳排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碳中和路线图非常明确，并将数字经济、新能源、创新等要素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柱。

“绿色化、电气化、数字化是降碳关键。”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看来，我国东部地区的核心问题是提高使用能源效率，西部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增加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四川有着全国最丰富的水电资源，四川三州地区还可以发展风电。”他认为，四川本身是碳汇的主要供应方，有广大的森林、林业、草原、农业碳汇，可以大力发展碳汇资源。

类似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指出，国家要实现“双碳”目标，势必将目标任务分解和细化到各地，各地方政府将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中，各地因能源结构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必然节能减排任务不同，完成时间也将有所不同。

例如，浙江、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等；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可在探索新能源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四川、福建等森林覆盖率较高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生态碳汇。

令人期待的是，“碳中和”理念正在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引领出绿色低碳的新风尚。

蚂蚁森林正是一个极佳的案例——这项由企业推出的软件，可以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费、网络购票等行为获得“绿色能量”，能量可以用来申请种虚拟树木，最终变成在现实里种树。

“我们会重点关注各大行业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的数字化机会和应用场景，使得项目在获取投资的同时，也能获得技术支持和产业资源的协同。”蚂蚁集团社会公益与绿色发展事业群总裁彭翼捷提到，在蚂蚁集团着手制定碳中和路线之前，该公司咨询了多个专业机构和专家的意见，我们发现了推进碳中和面临的一些共通难点，比如碳中和全流程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碳减排行为真实可追溯等，随后，数字碳中和的发展也引入区块链行业。

这意味着，量化个人的绿色价值，或将成为下一个“蓝海”，而在“双碳”背景下，新的商业机会正在诞生，更多企业的加入将帮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普惠绿色市场。